作家杨宇：我的父亲母亲（之二）

Original 杨宇文学沙龙 2023-09-03

作者简介：杨宇，男，广东省徐闻县人，中共党员，政工师。现为中国西南当代作家协会会员、签约诗人、作家，《芙蓉国文汇》签约作家，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网会员，中国诗歌网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珠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梦美家园》、《风起云飞》、《风花云月》、《风正云帆》、《兰香》5部长篇小说及在各种报刊及网络平台发表散文、诗歌、随笔等共3百多万字，其中长篇小说《风起云飞》获2016年湛江市文艺精品创作扶持；报告文学《山稔花》获广东省林业征文二等奖；诗歌《你的一个电话》获2017年届中国爱情诗年鉴大赛第四名；散文《枫桥遇张继》获第五届人文地理散文大赛二等奖；散文《感受西藏那方圣土》入选“中国当代作家大典”一书：散文《从烟台到大连》、《说诗说花说自已》获第二届中华文艺全国文学大赛金奖、银奖；散文《情牵意绕千年瑶寨》获豫北文学首届全国文学大赛三等奖：散文《低吟浅唱李清照》获“首届李清照文学奖”二等奖；散文《雁来红》获《第五届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并获“中国旅游散文创作金牌作家”、“李清照故居之旅德艺双馨优秀作家”、“全国文艺先进工作者”称号。

我的父亲母亲（之二）

杨宇

我父亲是一个有文化也有担当的人。他在去内蒙古劳改之前，在海珠港和苞西村等地教过书，是突然被隔离审查，随后送往内蒙古劳动改造的。

我父亲从内蒙古回家来之后，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内蒙古劳改的相关情况。我是多年以后才从他的自传中，了解到他3年刑期满后，被强迫留在了劳改农场的所谓新村，因他挂念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坚决要求离场，抗争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家乡来的。

我父亲回家后，看着那间破了天窗的危房，和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艰难谋生的情境，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我父亲回家后的一段时间，四处奔走，要求复职教书，以便有一份正当职业来养家糊口。但人家对他说，你现在虽然劳改回来了，但你被判了刑，也就随之被开除出教师队伍了，你还想再当教师啊？

梦想破灭了。回家后成了无业游民，这是我父亲想不到，但又无可奈何的。他依然天天奔走，到处找工作。有一天，他听他曲界的同学汉强伯点醒他说，你可以到海南去谋生的，那边没有多少人认识你们，你们的日子也许能过得安稳一些。于是父亲便在1957年春节过后不久，拖家带口，将我们带过琼州海峡，到了海口市的八灶村，租了一间破旧的房子住了下来，和我母亲天天起早摸黑，赶到几公里外的秀英石场去打石子。我姐姐先是给八灶村附近火柴厂里的一位女工当保姆，不久之后经这位女工介绍，进了海口火柴厂当了童工。

我父亲母亲到了海口住下来这后，他们很珍惜打石子这份来之不易的职业，两人全副心思地投入了如何多打石子多挣钱，自食其力的“继续劳动改造”中。我父亲母亲，他们天天穿着粗布做的大褂出去，到了晚上一身石粉一身汗渍地回来；为了多打石子，同时也省力一些，父亲用金竹片做了许多个像现在网球拍一样的小竹圈，据说这样圈着石块打石子，比较方便、好打；他还把金竹片削得充满弹性了才装进小铁锤，用布条缠在竹把上，说这样挥起小铁锤，好用，也少伤手。

到了海口后的第二年，我弟弟出生了，他叫杨一帆。

除了打石子之外，我父亲还尝试着找其他工作。比如说，他去帮人拖板车，去当搬运工。他原先一个身体瘦弱的教书先生，如今天天干这些粗活重活，我这时想起来，那时真难为他了。

这段时间是国家物资紧缺、民众生活困难的年代。我父亲母亲天天早出晚归，姐姐进火柴厂当童工，我就背着我弟弟进学校。但我除了背着我弟弟上学外，平时也还有要做的其他事。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跑到市里的饭店去排队，买海菜饼回来，给家人补充当饭吃。因为那时候粮食定量供给，大人每人每月大米18市斤，小孩更少；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到八灶村处的海滩去，捡回小海螺来煮熟了，然后背到市里去大街小巷叫卖，3、5分钱就抓一把给人家，多少挣些钱帮补家用；有时候我也要提着小竹篮到农民的菜地去拾菜脚，有一次砍椰子菜头时不小心把大拇指砍着了，至今我那里还留有伤疤。

我们一家背井离乡的日子就如此这般地过着，与当地人混成了一片，我也交了不少的小朋友，和他们一起赶海、钓鱼、玩耍，其乐也融融。有一次，我和村里的小孩结伙去游泳时，我差点被水淹死，是一个叫毛鸿才的小伙伴把我救上岸来的。

就在我们一家在海口的生活有些安稳，也习惯了的时候，没想到196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来，我们还是劫难难逃，因为父亲的问题被遣送回到了原藉徐闻。我姐姐因为进了海口火柴厂工作，又有那位好心女工的帮忙，她得以侥幸留在了海口。

我父亲母亲从海口回来以后，因为父亲头上戴着一顶“四类分子”帽子，徐城镇政府先是让他到县办大水桥农场，不久又转移到镇办“黎明”农场，继续“劳动改造”。母亲不是“四类分子”，也因为带着刚2岁的我弟弟，得以在家自谋职业——当然，我意思是说，政府让她自找生计。

这时候，“南盛”铺头后面的那间破屋已经有人住了，我们只好另租房子住。我们经常住一年半载就要搬家，另外找屋，先后搬过多次，所租住的房子不是泥墙破屋，就是死过人没人敢住的“凶宅”。

这时候，母亲也许挑不动木柴担子了，又也许是木柴不好卖了，她改行到山里去砍竹子、扯藤条回来卖。那时候徐闻县城和附近乡村，大多数人住的是茅草屋，竹子和藤条是建屋和修补房屋不可少的材料，有市场，县城一些无业之人基本上都干这一行当。乃至父亲在“黎明”农场混不下去之后，也出来进山砍竹子。

我们从海口回徐闻县不久，我考上了县一中。这时候，我除了读书和带弟弟之处，也像在海口时那样分担家庭生活的艰难。我每天晚上从学校自习回来后，总要提着竹篮篓子到街上去卖花生米。父母每天一早就进山，傍晚时各自扛着一捆竹子回来，然后摆在庭尾，将竹子捆绑成一小捆一小捆垒到庭角，三六九圩日，我天蒙蒙亮就要将竹子一捆捆地扛到竹子行去占铺位，母亲吃过早饭后，便到竹子行去卖竹子。

后来。也许是父亲从电影上看到解放战争中，老百姓推着独轮小车支前的情形吧？他模仿着造了一辆独轮小车，伊呀呀的推着小车进山砍竹子。这时候也许母亲身体不太好，她不再进山，而是在家打理家务和负责卖竹子。每到星期天，我一早便要跟随父亲进山去砍竹子。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们父子俩推着独轮小车，伊呀呀地破夜而出；傍晚落日时分，父亲撑着载着竹子的木轮小车在后面推，我在前面，肩膀扣着一条小皮带，使劲地拉；这时候正是同学们返校之时，我远远瞅着有同学特别是女同学迎面走过来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就埋下头，草帽压得低低的，害怕同学认出我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那个给芒海村人收养的小妹妹，很少上县城来看望我们，也许是有了她的为难之处吧？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我才对我们杨家的以往，包括我们竹山村杨氏家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从竹山村出来的我们杨氏家族的人，许多人的境遇和我们基本一样，也都要进山去砍竹子才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在我这一代的族人中，像我这样有机会进徐一中读书的，只有我一人。我在校读书的成绩还算优秀，但在我了解到我们家、我们竹山杨氏族人的历史，同时随着越来越讲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我那时心里就明白，我只能读完初中，升学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因此，高中落榜对我的打击并不大，不过也心有不甘，曾经埋怨我父亲，对他说是你这个“四类分子”拖累了我，我同学中也有家庭出身地主的，但他考上了高中。我父亲听我这样数落他，愧疚无奈地低下了头，没有说什么。多年以后我明白，我当时说的这些话，一定伤透了他的心。

我初中毕业后，有一段时间跟父亲一起进山砍竹子，不久就和几位同样考不上高中的同学，到徐城镇办的红埚农场去“劳动锻炼”。那时候，镇领导动员我们到农场去时，承诺说只要我们好好“劳动锻炼”，今后会逐步给我们安排工作。这是当时最大的诱惑了，因此我们个个都满腔热情地在红埚农场树雄心、立壮志，战天斗地，贡献青春，争取有个好前途——就是说，能有一份工作。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对这个前所未有的运动，一开始许多人都闹不明白，特别是平民百姓，都认为与自已无关。我父亲还是照样进山砍竹子，我母亲还是照样三六九圩日上街卖竹子，我还是照样在红埚农场开荒、种甘蔗、割香茅。可是没多久，革命就革到了我父亲的头上，他被集中到“黎明”农场去办学班，母亲也从此又过起了担心受怕的日子。这段时间我在红埚农场，只是一两个星期回家一趟，第二天就回农场了。我到回家里时，只听母亲说有人来搜过家，父亲久不久被拉到徐城镇政府去批斗，也曾经被拉回竹山村和海珠港村去斗争过，还说批斗会中打死了一些人。但不知咋的，我那时候并没有为我父亲担心，觉得他只不过是在国民党县政府当过一小段时间的小职员，并不是罪大恶极之人，况且他平时友善待人，行事低调，不敢得罪人，这只是运动中的一项内容，或者说一种过程，他只是去陪斗、去接受教育和改造罢了，应当没什么事的。不过，多年以后我读了父亲交给我他亲笔写的自传《坎坷的人生》，读了里面记录的他在这段时间的真实情况，我才知道我那时候太漫不经心，太不关心我父亲的安危和感受了；真实情况是，那时候我父亲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腥风血雨，侥幸捡回了一条命，母亲则天天惶恐不安，为父亲担心受怕，晚晚睡不着觉。

徐城镇的领导说话算数，我们一帮青年到红埚农场劳动锻炼一段时间后，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虽然安排的基本上是到镇办企业或者集体单位去，但也算是社会上有职业的人了。我也就更加地努力地表现自已。因此，我在红埚农场待了一年多时间之后，也被安排到前山糖厂去了当锅炉工。那时候我觉得我能当一名国企工人，心里高兴，也感到自豪。只是事实上，我只是一名季节工，这“工人”就只当几个月，糖厂散榨后便成了失业青年。没有办法，为了生活，我只能和我一帮堂兄弟再次进山砍竹子，砍了几个月的竹子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一来，便被动员上山下乡，到龙塘公社插队务农，当了一名所谓的“知青”。。

我的“知青”生活非常艰苦。生产队按工分分配粮食，我工分低，自然吃不饱肚子。我每次回县城，总要途中到华林村我翠琼姑的家里去吃几碗饭再回县城，让我姑丈看着挺不舒服。更麻烦的是我不会种菜，母亲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想办法给我买一些咸鱼带回村里去；我姐姐也经常寄全国通用粮票给我，要不，我根本没办法在农村待下去。

我结婚后不久的1971年，有“一号令”下来，我父母亲和我弟弟便也被疏散离开了县城。所谓“一号令”，也许只是当时的一种传言，反正至今谁也扯不清。当时的小道消息说，因为1969年的春天，苏联边防军入侵中国的珍宝岛，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军事冲突，随后根据当时那位副统帅的“一号令”，全国进行紧急战备疏散，我父亲母亲和我弟弟，便在1971年疏散到了附城公社的和家村务农。我们家再次四散，自谋生存，好几年间都相互自顾无暇，生活艰辛得很。

在无奈的煎熬中，终于出现了转机。1977年底。我招工回城。这时候国家也开始拨乱反正，其中包括清理冤假错案。我父亲就他的历史问题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诉，有关方面脱掉了他“四类分子”帽子，让他回城。但由于在农村生活的磨难，我母亲在1976年染上不治之症，回城不久便在1978 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与世长辞，享年55岁。

母亲过世后，我父亲和弟弟一起生活。那时候我弟弟年纪刚20出头，由于没有读过多少书，加上在农村浪荡惯了，回城后没有找到正当的工作，全靠父亲走上落下谋生活。父亲这时候不再进山砍竹子，改为用单车贩卖水果。过了一段时间，县苞西小学聘请他去当校长，他便离家到苞西小学执教，同时将我在芒海的妹妹的儿子，带到学校去就读，悉心培养教育。这里顺带说说，由于这时候政治形势变了，我妹妹恢复了和我们的往来，她已经成家，有了几个子女，在农村的生活也过得比较艰难。

只是几年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父亲就辞去苞西小学的职务回家了。他听人教唆，试着养殖果子狸、蜈蚣、土蟑螂等等，虽然满怀信心地跑来跑去，但都一次次地失败，费了工夫，也花了不少冤枉钱。只是我也从中看出，我父亲这时候确实又一次走投无路了。好在老天爷可怜他，不久他获得了平反。广东省徐闻县人民法院（1987）徐法刑监字第一号刑事判决书认定：

业经本院复审查明：

杨特健在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徐闻县政工队员、徐闻县抗日救国委员会宣勤员。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先后担任国民党徐闻县税捐处征收员和国民党徐闻县南安粮仓管理员等职属实。但无发现较大罪恶。

原判认定杨特健一九四七年充任徐闻县国民党第二区分部常务委员，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任徐闻县三青团第四区队长等罪，查无实据，不予认定。据此，原判杨特健有期徒刑三年不当，撤销原判。宣告杨特健无罪。

我父亲获得平反后，县公安局也接着承认，他们当初抓错了人，给予赔偿损失人民币200元。我父亲接着继续奔走有关部门，要求办理平反复职，终于在1989年办理了教师复职的退休手续，算是有了一个生活安定的晚年。

我想这时候，我父亲四处漂泊的人生小船，终于靠进了一个无风无浪得以贻养天年的港湾。他不再为衣食无着而奔波劳累，而是在家里看书写字，有时候出去为编修竹山村杨氏族谱的事查勘资料；他也关心竹山村尤其是竹山村小学的建设，曾多次到湛江财政局去找他弟弟也就是我三叔帮忙，要了一些资金回村里来，翻新了竹山村小学，新建了凡条村道；我父亲还推举为新一任的竹山村杨氏宗族的族长，算是子承父任，从他祖父、他父亲到他，一家三代担当起了竹山村的杨氏族长一职。

父亲是2012年去世的，也和母亲一样得了不治之症，但他能享年87岁，虽是受苦受难、奔波了一生，也算是有所后福，得享高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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